《生活道具-下班了再拾麦穗》 200×200cm 布面油画 2021-2022年。
【资料图】
张钊瀛,1988年出生于中国广州,本科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硕士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艺术学院,澳门科技大学博士在读。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韩国三育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广东美术馆的展览“今天的童话:张钊瀛个展”刚刚结束。作为85后出生的重要艺术家代表之一,张钊瀛的绘画充分体现出跨媒介、跨语言以及跨时代的精神混合现场。此次展览展出了《生活道具》《生活肥皂剧》《书信》等艺术家的系列代表作,为观众营造了一个超现实的戏剧般的幻境。
在广州出生、成长,到川美读书,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深造,如今又到澳门读博,游走于澳门、珠海、广州等地大湾区城市,青年艺术家张钊瀛从小就接受来自不同地区文化教育和艺术氛围的滋养,使其作品具有相当明显的国际化视野。
对艺术史的审视,是张钊瀛绘画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既可以发现《拾穗者》这样的传世经典,也能看到白南准、安迪·沃霍尔、达利、齐白石、张大千的身影。对艺术史经典、戏剧影视和人物形象的挪用,这种“图像的狂欢”是张钊瀛绘画带给人的第一直观感受。但他们都跳脱出原有的逻辑,看似无关联地重组,为画中的人、物创造了新的联系,既是一种陌生化的怪异幻象,也提供了新的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从小有9年学习表演的经历,欧洲深造期间又主修戏剧,令他对戏剧的舞台空间情有独钟。舞台、节日、剧场、马戏团……这些短暂抽离日常社会身份的“庇护所”,充满了表演性,也倾注了艺术家对“剧场性”的思考。
在他看来,“剧场”离不开观众的参与,所以他的“剧场”创作给予观众随时进场、随时离场的参与感,在浓郁的生活化气息和斑斓的物什色彩中,有如“肥皂剧”般上演的市井日常,也有直面个人生活的微小景观,而他则以“导演”的身份对现实世界进行转译与重构。
从艺术履历上来看,张钊瀛的求学足迹遍历东西,但他又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来处,和他略带“广普”的口音一样,他从未离开过岭南这片土地对他的滋养。近些年,张钊瀛主要往返于澳门、珠海两地,并在澳门科技大学攻读博士。
澳门是近代中西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岭南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里交融合璧、分流共存。从澳门、珠海、广州到东莞等珠江沿岸城市,张钊瀛的研究课题沿着这样一条岭南文脉的传播路径,涉及手绘地图、广东外销画、海上丝绸之路等,在图像研究的视域下,展开对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质与互鉴的勘探。
“澳门有很多非常好的文化保护措施,作为年轻的艺术从业者,我们有办法、有可能对这些东西重新做一些研究,挖掘出新的发展可能,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东西。”张钊瀛说。
访谈
南都:关于此次展览的主题“今天的童话”,你是怎么理解的?
张钊瀛:童话故事普遍是由成人书写的,因此所谓的童话,实则讲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时候,童话讨论的是一个超现实的社会。到了今天,整个社会的发展、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涌现,这些是过去的童话没有办法触及的。我们想讨论的是“今天的童话”它的书写对象和参与的观众到底是谁?新技术的诞生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是过去的童话中没有体现过的,我们想通过构建一个“童话蓝本”,去重新再探讨艺术史,在艺术史中寻找与当下相对照的关系。
南都:你的童年是在广州度过的,小时候就开始学画画吗?
张钊瀛:我在广州出生,最早并不是学画画的,小时候爸妈希望我做律师,他们带我去海珠区少年宫的“小海燕剧场”锻炼口才和表演,结果越练越好动,越坐不住,我爸妈觉得不对,马上给我转去儿童绘画班。发现我一画画就挺老实的,可以在那儿坐一天。当时家里刚好要装修,小时候很顽皮,喜欢用指甲抠墙皮,抠完在上面画,画完又抠,但我爸妈都没有阻止我,他们把墙又刷了一遍,我又抠了一遍,任由我这样做,现在我们家那个墙还是破破烂烂的,留下我小时候的很多痕迹。我还参加儿童绘画比赛,拿了一些小奖,还有老师的表扬,小孩子的自信心都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后来考了广美附中,这一路下来我没停止过画画这件事情。
南都:你的绘画给人很强的戏剧感,据说和你从小学表演的经历有关。后来你去欧洲学习戏剧,对剧场的关注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吗?
张钊瀛:这要感谢我小学的班主任,当时就是他鼓励我去做表演,包括参演话剧,有莎士比亚的、格林童话的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形成了书写剧本和表演的能力。上了四川美术学院后,我的老师李一凡老师,本身也是导演出身,是从中戏出来的,拿了很多电影奖项。他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去了比利时学的是舞台戏剧,主修荒诞剧。在这个过程中,小时候的戏剧和表演经验始终对我产生影响,人造景、人造物、社会剧场、生活剧场,神话剧场、都是从我自己的肉身感受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受益是对于“剧场性”的关注,剧场不只是纯粹的舞台上的表演,而是从舞台的搭建到舞台的形成,到最后表演的落幕、观众的离席,一切所构成的空间是我更感兴趣的。这也造就了我为什么对剧场有这么大的浓厚兴趣,因为它的视觉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移景,移景之后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情景的介入。
南都:在你的绘画中常见到对西方艺术史元素的挪用,这些视觉文本对你有何特别的意义?
张钊瀛:整个艺术史的发展对我来说相当重要,这个重要的点在于观众的介入,我需要一个观众熟悉的东西作为入口。在我的所有的剧场中,第四面墙就是观众。有观众的观看和参与,剧目才最终完成。另外,为什么我很喜欢用艺术史的眼光去看,因为艺术史一定是带着问题去完成一次一次变革的。中国的艺术更多是传承与变革的结合,但西方艺术的每一次运动都是一次革命。两种发展路径没有好坏之分,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
南都:从广州、重庆、布鲁塞尔到澳门,多年来你在不同城市间游走,不同的文化氛围和教育背景给你留下的影响是什么?
张钊瀛:当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会获得重新反思来处的机会,你就会很冷静地重新去反思自己的文化背景跟属性。比如我在川美读书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是个“广州仔”,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反映我作为一个广州人的形象。这种地方经验在身上的印记,你是没办法去脱离的。到了布鲁塞尔以后,我又在反思中国传统的观察角度和形象特征,以及我们中国人是如何表达的。我回国之后,又再次重新反思我在国外的生活状态,和在那边处理图像的方式。有一点很有意思,我在北京、重庆的时候,发现他们绘画的颜料和表达都是灰调性,所谓的高级灰,但是你在广州生活是很难会有这种体会,每天晚上到处是霓虹灯,形成对色彩本身的直觉就不一样,这个是最明显的区别。有人说我的画里有一种对潮流的敏锐,其实我觉得我的绘画当中并没有什么潮流的东西,但是对于马上出现的新语言或者新形制,我会比较敏感。
南都:如今你在澳门读博士,请分享一下你在澳门科技大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张钊瀛:我在澳门待了差不多三年。澳门的文化氛围和广东这边还是特别接近的,比如海洋文化,沿海文化的发展传承。我的导师汪蓝老师也是研究这部分的,我们在研究十七到十八世纪的法国手绘地图,也是关于大湾区的手绘地图的发展。比如,第一张西方油画就是从澳门传进来的,从澳门到广东到整个珠江沿岸,一直到上海、北京的过程,这种“进入”的关系挺有意思的。另外一个研究工作是关于广东外销画。我以前做过一个叫《东方戏法》的系列作品,就是画仿的外销画,重新放在大的世界地图上,上面还有一些杂剧演员,组成一个小剧场,这就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地图,而是文化属性的地图。接下来我们也会做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南都:为什么选择到澳门深造?你觉得澳门这座城市的文化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
张钊瀛:澳门有很多东西,它沉淀下来了。这些年我生活的地方有澳门,有珠海,经过中山、东莞,又会回到广州,沿路这条线索,我们一站一站地考察,很明显能看到岭南文化传播的脉络,比如像陈家祠,仁威祖庙的形象,转移到澳门的郑家大屋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相互之间的影响,有建筑的影响、有砖雕的传承,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课题。澳门有很多非常好的文化保护措施,作为年轻的艺术从业者,我们有办法、有可能对这些东西重新做一些研究,挖掘出新的发展可能。所谓“雁过留痕”,要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痕迹,不只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写生这么简单,更多是用不同的方法和视角来留住我们这个时代,同代人为同代人做点事情吧。
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实习生 康紫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