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聊一聊两宋时代女性地位和“女德”观念的发展。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女性地位也发生了急遽的转变。
程伊川“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惊人之语，留给后人两宋时期妇女地位急转直下的恶劣印象。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这里，必须对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做一个澄清：
揆诸两宋社会的方方面面，宋代女性的生活其实一直很自由，但伴随中国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面对太多的诱惑和分歧，总体处于一个矛盾中前行的寻路状态。
唐朝有很多女性参政议政，宋朝在这方面更进一步，推出了成型的“太后垂帘听政制度”。
长孙皇后、武则天、韦皇后以及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直到安史之乱以后的张良娣，都是在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鉴于皇后权力过重，可能威胁皇权，自肃宗以后，唐朝实际上不再立皇后。可见，唐朝女性参政，权力斗争激烈，往往伴随一系列惨烈的宫廷变故。宋朝政治生活中，皇后、皇太后参政议政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宋真宗时代的刘皇后临朝听政达十一年之久。在她之后的曹太后、高太后都有听政之举。
南宋时期的吴皇后经历高、孝、光、宁四朝，在后位长达55年，她虽然不垂帘听政，却每每帮助朝廷度过危机，深受后世史家好评。在她之后有光宗时的李后、宁宗时期的杨太后、理宗时期的贾妃、南宋末期的谢太后，都有干政之举。
与唐朝不同的是，“太后参政议政”走上了正轨，成为宋王朝独具特色的政治设计。在制度化的规范下，宋朝太后虽然参政议政但却很少越位。
终宋朝各个时期，除极少数时段外，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发展成外戚专权，也没有出现宦官执政的局面，而是很好的保持了皇帝、太后、朝臣三角权力体系。
太后是依靠自己女性的身份，而非依靠家族身份或父兄势力支持而在政坛上发挥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女性独立或地位提高的标志。此外，北宋的皇陵中，皇后是不与皇帝合葬的。这反映了北宋后妃政治地位的提高，也是皇后政治地位因为封建礼法的承认，而在陵寝制度上的反映。
真宗皇后刘娥，首开北宋太后“垂帘听政”先例，她的人生就是一部“灰姑娘逆袭”传奇。在宋朝众多皇后中间，刘娥出身最卑微，她是四川人，做童养媳嫁给了一个叫龚美的银匠，两人一起从四川到京城谋生。
龚美做银饰，刘娥看店，她长得漂亮，又会摇拨浪鼓招徕生意，引来很多人观看。当时还是襄王的赵桓也去看，喜不自禁，一下子坠入情网，爱上了刘娥，派人用轿子把刘娥接进府内。赵恒的乳母认为刘氏出身寒微，劝阻赵恒，赵恒不听，就报告了宋太宗。宋太宗命赵桓将刘娥赶出京城，赵桓主意大，瞒天过海，将刘娥安置到亲信家中住着，暗中私会，偷偷摸摸过了十五年。
直到宋太宗病逝，赵桓即位，才把三十六岁的刘娥接入宫里，封为四品美人。郭皇后死后，宋真宗不顾群臣反对，立刘娥为后，当时刘娥四十四岁。
刘娥很聪慧，能帮助真宗批阅奏章，处理政事，特别是宋真宗患病后，奏章几乎全由刘娥处理。公元1022年，五十四岁的宋真帝病逝于延庆殿，十二岁的太子赵祯即位，尊刘娥为皇太后，军国重事由皇太后处理。
宋仁宗继位后，宰相丁谓以为刘太后是个女子，没有见识，没把她放在眼里，想独揽大权。刘太后查知丁谓的举动，决心除掉他，先将与丁谓勾结的宦官雷允恭杀掉，接着罢了丁谓的相位，将他贬谪，开始和仁宗赵桢一起听政决事，正式垂帘听政。刘太后垂帘听政达十一年之久，说是听政，实际上所有事情都由她说了算，史书上说“事皆决于后”。这十一年，刘娥女子当国，垂帘决事，天下大事并未因她是女流之辈而荒废，反而处置得当，政令畅通。
公元1033 年，刘娥感觉大限已近，便穿着天子衮衣、头戴仪天冠，在太庙行了祭祀之礼，接受群臣赠予尊号后，随即还政于宋仁宗，实现了权力的顺利交接。刘娥受命于危急之间，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处理国事，做到了内无大忧，外无大患，又能稳妥地交接政权，实属难能可贵。也由此可见，宋代女性地位并非如后世想象，低三下四。
事实上，宋朝女性的地位不低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指标来衡量、评判，比如女性的财产权、离婚的权利、改嫁的权利等等，这些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首先，宋代女性有明确的财产继承权与财产处分权。宋代家庭分家，按照当时的风俗与法律的规定，要分给女儿一部分财产，这部分财产，通常叫作“奁产”。
奁，是女子梳妆用的镜匣，泛指精巧的小匣子。奁产即以办嫁妆名义给予的财产，女儿所得的奁产，一般为兄弟所得的一半。富贵人家的奁产非常惊人，如理宗朝郑太师给女儿的奁产，有“奁租五百亩、奁具一十万贯、缔姻五千贯”，比较常见的奁产应该是十亩田上下。
奁产随出嫁的女子带入夫家，女子随嫁的奁产，名义上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但其实并不归夫家所有，夫家分家析产时，奁产不可分。实际上，奁产的所有权与处分权，都归女方掌握，以后假如夫妻离婚，或者妻子改嫁，女方有权带走她的全部奁产。
宋人袁采观察到：袁采的话，说明宋朝法律保护女性的财产权。也从侧面证明了：宋朝女性婚姻自由，改嫁现象不少见，而且受到法律的保护。
宋代，离婚在法律上叫作“和离”，和离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诉讼也不鲜见。
某男章元弼，是苏东坡的超级粉丝，对苏东坡的作品爱不释手，结果冷落了美丽的娇妻。本来章元弼就长得丑，已经让妻子陈氏很不满意，现在陈氏更受不了啦，便提出了离婚。对此，宋律中有大量保护妇女主诉离婚权利的条文。宋朝的法律没有任何压制女性改嫁权利的条文，只是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这些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予以限制的。
宋代离婚离婚需要丈夫写一道“放妻书”，作为法律上的凭证。这种“放妻书”有官方模本，写得非常温文尔雅。
夫妻好聚好散，相离不出恶声，正是文明的表现。这种文明的气息，仿佛从《清明上河图》中扑面而来。
显然，在文明的社会中，女性不会因为离异而受歧视。某女厉氏，原来嫁与曹秀才，但因为夫妻感情不和，所以离了婚，改嫁给一位曹姓侍郎。
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考上进士，做了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才改回本名。后来，范仲淹订立的《义庄规矩》规定：对再嫁女子的资助优于男子再娶。
事实上，两宋时期，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越放越宽。
那么，如此开放自由的社会，怎么会出现“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朱理学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小的细节做观察：相扑和缠足。
脑补一下宋代的女子相扑，可能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相扑是日本的国粹，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有相扑，只不过叫法不一，有称“角抵”，也有叫“争交”。
只有在宋代，却正儿八经地叫相扑，而且开展得还相当热闹，不仅有男人参赛，更有女子加盟。在宋代女子相扑在当时堪称京城开封的一绝，是最能吸引看客眼球的一项娱乐表演。
嘉祐年间的一个上元日，宋仁宗赵祯偕后妃到宣德门广场，与民同乐，当时，广场上正进行热闹的百戏表演，其中就有女子相扑的节目。
宋仁宗作为天子，平易近人，与民同乐，本属寻常事，却惹恼了司马光。司马光立即上了奏章《论上元妇女令相扑状》，文中严厉指责仁宗贵为天子，如此轻浮成何体统云云。。
奏章最后，司马光强烈要求禁止女子相扑运动。现代人因为司马光砸缸名声大，以为这奏章导致女子相扑被禁，如何改变了社会风气云云。
其实呢，司马光当时也不算大佬，奏章根本没人理，大家该干嘛还干嘛。文武百官士庶民众都认为司马牛少见多怪，故作惊人之论，只不过仁宗皇帝脾气好，做皇帝的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和大臣计较，没有因此修理司马光罢了。
至于社会风气，一如过往，到了两百多年后的南宋，女子相扑风行如故。据《梦粱录》和《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杭州的瓦舍勾栏内，一直都有女相扑比赛：
《梦粱录》和《武林旧事》还收录了杭州瓦舍好几位女相扑手的名号：“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韩春春”、“绣勒帛”、“锦勒帛”、“赛貌多”、“侥六娘”、“后辈侥”、“女急快”等。这些女相扑手跟男相扑手一样，在“瓦市诸郡争胜”，并且打响了名头。女子相扑无关大局，司马光斤斤计较，，司马光却不置一词。相反还有无良文人捧臭脚，苏轼第一个站出来写词，大肆赞扬缠小脚的行为。让残唐五代宫廷王府的低级趣味，走入了民间的富人和士大夫之家。
原因何在？就是市民社会商业的繁荣，固然带来经济上的富裕。同时也一定会带来享乐主义的大行其道、道德沦丧、情色文化泛滥。
在极度商品化的社会里，食色性也的观念泛滥成洪流，女性作为一个主要奢侈消费品的物化功能出现，迎合市民社会富裕男人低级趣味的审美标准，当然会大行其道。一千年前缠小脚如此，一千年后隆胸、整容、削骨、抽脂、打玻尿酸、肉毒素······何尝不是如此？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当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一切行为都为了迎合市民社会的低级趣味时，文化界的思想反弹便在意料之中。
程朱理学，就是在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大气候下，不愿同流合污的一批思想家提出了清廉寡欲的道德诉求。
如何认识“存天理去人欲”的积极进步意义？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孩子画个淡妆、衣着整洁乃人之常情，就是。但为了整容、隆胸、削骨、购买奢侈品牌，在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情况下，不惜以身体为代价，或是搞出“裸体贷款”之类的金融创新，这就是，就是物欲横流。
从这个角度看“存天理去人欲”，是不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呢？其实，这才是思想家创立理学的本意。
程朱理学的创始人都不歧视妇女，他们主要是为士大夫，如赞美小脚的苏轼之流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希望他们有气节，能做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两宋作为中国历史的转折年代，一直在矛盾中前行。宋代的女德典范，是欧阳修母亲“画荻教子”，是岳飞母亲刺字“尽忠报国”。两宋三百年，也没有一本成文的女训书出现。
然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一方面是，减轻了女性对家族、对男子的依附性，提升了女性独立自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一切都可以作为商品交易，迎合富裕市民男子庸俗的低级趣味，女性物化的趋势开始抬头。
这是一体两面的矛盾，两宋在岔路口顾盼了三百年，最后却一头扎进了歧路。